在古代中医的浩瀚典籍中，“四花”穴被誉为治疗骨蒸劳瘵的著名灸穴之一，其记载频现于各类医籍，尤其在经外奇穴这类针灸要穴的分类中更是备受瞩目。而关于这个神秘穴位的定位，历史上的记载却并不统一，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外台秘要》、《苏沈良方》等医籍所描述的定位法，其“四花”穴的四个点呈棱形分布。这种定位方式，犹如一幅精致的针灸图谱，每一个穴位都精确到毫厘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几何美感。另一种则是以《针灸资生经》、《针灸聚英》等医籍为代表的定位法，其“四花”穴呈正方形分布。这种定位方式，更像是一种严谨的科学布局，每个穴位都相隔恰到好处的距离，既考虑了治疗的需要，又体现了中医的哲学思考。在现代针灸医籍及各类文章中，多采用后者作为“四花”穴的标准定位。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将这两种定位混为一谈，使得对于“四花”穴的理解和应用产生了混淆。因此，从文献角度对“四花”穴的定位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古代针灸要穴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应用这一宝贵的中医学遗产，为现代医学治疗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关于“四花”穴的出处，经过深入的文献考察，我们发现现存医籍中最早记载“四花”穴的名称及定位的，是唐朝的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在该书的卷十三中，有“灸骨蒸法图四首”的标题，而在标题下，注明了这是根据崔氏的别录灸骨蒸方图并序中书侍郎崔知悌所撰写的。另外，在另一部较早的医籍《苏沈良方》中，也有关于“四花”穴的记载。这部书是后人将北宋时期的苏轼《苏学士方》和沈括《良方》合编而成的。在《苏沈良方》的第一卷“灸二十二种骨蒸法”的内容中，明确指出了这是根据崔丞相的灸劳法而来的。根据《旧唐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的记载，我们知道崔知悌曾撰写过《骨蒸病灸方》一卷，而《宋史·艺文志》也记载崔知悌写过《灸劳法》一卷。由此可知，“四花”穴的名称及定位来源于唐代的崔知悌所著的《骨蒸病灸方》(也被称为《灸劳法》)一书。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原书已经散佚，无法得见其全貌。二、“四花”穴不同取法及定位的比较
自《外台秘要》、《苏沈良方》以后，记载有“四花”穴古医籍尚有十余种，尤以宋、明时期者为多，这些医籍所记载“四花”穴，均指崔知悌灸治骨蒸劳瘵之“四花”穴，然其取穴方法却有三种。现将三种不同的取法分别以A、B、C代表，按照取法的几个步骤比较其异同(见表)。
(注：表内文字为叙述方便，在原文基础上有改动)
同一腧穴的取穴方法不同而定位一致，这在腧穴定位中是常有的，然而根据A、B、C三种取穴法则可得到有很大差别的二种“四花”穴定位。一是A法“四花”穴的四个点呈棱形分布的定位，一是B、C，“四花”穴的四个点呈正方形分布的定位。
三、“四花”穴定位正误的评定
鉴于诸医籍中所记载的“四花”穴均是指崔知悌灸治骨蒸劳瘵之“四花”穴，而原出于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的“四花”穴，不可能会有二种不同的定位。那么，这二种“四花”穴的定位，哪一种是原崔氏之“四花”穴？哪一种是后世传讹之崔氏“四花”穴？试从文献方面进行考证如下：
①、A取穴法见于《外台秘要》，为现存记载“四花”穴最早医籍，所撰年代与已佚之《骨蒸病灸方》所撰年代相同，均为唐代，亦即二书之间的时间相隔最短，并注有“崔氏别录灸骨蒸方图并序中书侍郎崔知悌撰”一语，及载有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的全部序文，而且一般认为《外台秘要》所收集文献的可信程度比较大，因此，《外台秘要》所载很有可能是旧、新唐书所记载的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的传本。
②、A取穴法较早的记载还见于《苏沈良方》、《圣济总录》、《严氏济生方》、《妇人良方大全》，《幼幼新书》、《琼瑶神书》等宋代医著中。经考察，这些医籍在“四花穴”取穴法叙述方面，除个别文字互有不同外，基本保持一致，而且与《外台秘要》所载也大体相同。
③、《苏沈良方》所载的“灸二十二种骨蒸”内容与《严氏济生方》所载的“崔丞相灸劳法”内容及文字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二书在崔氏序之前均有这样一段小序：“崔丞相灸劳法”，《外台秘要》、《崔丞相家传方》及《王宝臣经验方》悉编载，然皆差误。毗陵郡有石刻最详，余取诸本参校成此一书，比古方极为委曲，依此治人，未尝不验，往往一灸而愈。予在宜城久病虚羸用此而愈”从这段小序上我们可以了解到：
a毗陵郡曾有《崔丞相灸劳法》的石刻，它很可能是《宋誌》所载的崔知悌《灸劳法》的一种传本。
b《苏沈良方》及《严氏济生方》所载是以毗陵郡的石刻为主，参校诸本而成。因此，《苏沈良方》与《严氏济生方》所载是此石刻的传本。
c将《苏沈良方》传毗陵郡石刻内容与《外台秘要》传本相比较，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患门”穴定位略有不同，一是《苏沈良方》传本内尚有“骨蒸二十二种，用尺寸取穴法、艾炷大小法、取火法、用火法”等内容，而《外台秘要》之传本则无，因此小序认为“毗陵郡有石刻最详”。但是二传本在崔氏序文及“四花”穴取法与定位上是相同的。
④、B取穴法首见于南宋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记载于该书卷三“灸二十种骨蒸”标题之下，将此内容与《外台秘要》传本及《苏沈良方》传本相比较，可以发现：a《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的崔氏序文约字，而《针灸资生经》的崔氏序文只有字，此字是字崔氏序文的节选。b《外台秘要》传本及《苏沈良方》传本均是将“患门”穴与“四花”穴并在一起叙述，先叙述“患门”穴，后叙述“四花”穴。而《针灸资生经》却将“患门”穴放在“灸二十二种骨蒸”之后的另一“劳瘵”的标题之下。c《针灸资生经》所载取“四花”穴的标记点所取绳子长度的方法恰好是《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取“患门”穴标记点所使用的方法，而取“四花”穴记点的第二步骤的方法是相同的，有“张冠李戴”之嫌。
⑤、从《针灸资生经》全书的编写体列来看有二个特点：一是凡属于引用的文献，一般均注明出处，如“灸劳法”所取“患门”穴条下注有“集效”二字，以示内容来自《集效方》；一是行文有规律，凡是作者自己所撰写的内容均低一格行文。而记载“四花”穴取穴的这段文字无出处，行文低一格，因此，应是作者本人所撰。
⑥、B取穴法尚见于明·高武《针灸聚英》及明·杨继洲《针灸大成》。《针灸聚英》卷二“四花穴法”中记载取“四花”穴的文字与《针灸资生经》的相同，而且《针灸聚英》一书中多处引用《针灸资生经》的内容，故此内容取自《针灸资生经》无疑，只是高氏又加了按语，指出“四花”穴合膀胱经的膈俞、胆俞穴。而《针灸大成》卷九“崔氏取四花穴法”全部引用高氏的按语，知其是由《针灸聚英》“四花穴”改写而成。值得提出的是《针灸大成》中记载的内容中将明·徐凤《针灸大全》对“患门”穴取法补充的一段文字：“若妇人缠帛裹足以至短小，所取第一次悬门穴难以准确，但取右手肩髃穴贴肉量至中指为画亦可”改写为“如妇人缠足、比量不便，取右膊肩髃穴贴肉量至中指头截断”加入“四花”穴取法之中。
⑦C取穴法仅见于《针灸资生经》紧接于B取穴法之后，并指明为“一医传一法”。
通过以上A、B、C三种“四花”穴取法及定位所见于文献的考察，基本上可以对“四花”穴定位的正误进行评定：
由①②③可知A取穴法及定位所见于的文献是属原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的传本或佚文，这些不同的传本或佚文可互相印证，故其定位是正确的“崔氏四花穴”定位；
由④⑤⑥⑦可知B、C取穴法及定位所见于文献的已非原《骨蒸病灸方》的内容，是作者根据自己使用的方法或他人所传之法而记出的，这两种取法与原崔氏四花穴确实有着联系，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简化，演变而致误，因此，是不正确的崔氏四花穴的取法与定位。
通过以上文献考证，“四花”穴原出于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原书虽佚，但其佚文仍保存于《外台秘要》、《苏沈良方》等多种医籍中。因此，“四花”穴的定位应以《外台秘要》、《苏沈良方》为准。而《针灸资生经》、《针灸聚英》等所载显然为后世简化、演变而致误，已非原崔氏“四花”穴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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