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冠状病毒肆虐中，政府英明，比上次非典肆虐时更及时的派出了中医的专家团队。如果国家需要，我相信每个中医人都会义不容辞，，如果西医同道们不顾生命危险奋斗在一线，而我们中医只能旁边看着，我们也觉得很惭愧。不过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不是每个中医都有资格去诊治这次的肺炎的，但有中医去参与此事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
但问题是，既然西医明确病因是病毒，一定要用抗病毒药物，那么中医又没有什么抗病毒药，甚至连病毒是什么都不知道，它凭什么能治疗这种病？它会有效吗？如果有效，它又是怎么样一个机制呢？
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广大群众和西医同道肯定还会以为中医是个可有可无的补充而已，西医才是抗击病毒的主力军，其实媒体的报道不正是这样吗？消毒、口罩、体温检测、防护服、重症监护室、隔离措施，哪一样是中医的必备装备？
其实中医为何能治疗瘟疫，用什么方法治疗瘟疫，也是一个争论了千年的话题，当然也是当前中医学界内部需要统一意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如何看待治疗外感发热性疾病的学术问题，也牵扯整个中医学历史上对瘟疫类疾病的探索及争论问题，此处不多讨论。
这里我仅就中医对瘟疫类疾病为何能见效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三四十岁左右的朋友应该记得上学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名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文章，大概讲述的是春节刚过，正月初七，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被反革命分子投毒，集体食物中毒了，为了寻找救命的一千支“二巯基丙醇”，各部门联合行动，开展了激动人心的急救运动，终于药及时运到，所有人都得救了，这是现代医学针对外源性中毒的典型救治例子。
今天集体中毒的例子应该也不少，但便捷的交通及充足的药物储备足可以使患者及时得救。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毒的问题不成为问题了，病毒的问题成为了新时代的新问题，无奈的是正因为便捷的交通，新型冠状病毒也极为便利的让每一个中国人，甚至说整个地球人都处在它的毒威之下。
因为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认定此次武汉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而且没有特效药，治疗主要是支持对症和适度的压制免疫，主要是主张尽早使用激素抑制免疫避免进一步肺组织损害，但也清楚的知道这样同时压制了免疫应答使得免疫系统难以完成病毒感染病程中关键的自身抗体形成，后遗症则可能有严重的股骨头坏死，这在非典中用过大量激素的人身上已得到验证。
所以亿万同胞的性命似乎都寄希望于科学家们赶紧发明针对此病毒的所谓解药，这和当年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仰望着“二巯基丙醇”救命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这次等待的人更扩大化了，得病的人可能还等不到新药发明出来。
还是举一个真实的外部因素致病的典型例子，和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样，这次的病因也是毒品，得病的的也是阶级兄弟，而治疗的主角却是中医。我想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来谈一谈中医为何会见效，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了中医为何能治病毒性疾病。
这个案例是已故的著名中医学家刘渡舟先生的病案，这个医案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亲身经历过，他在喜马拉雅电台的“郝万山讲伤寒”课程中亲自讲述过。
大概过程如下：刘老乡下搞教学义诊时，正好某工厂有一批中毒而引起的发热病人，严重者伴昏迷，这个时候西医已经确定是中毒，但因为没有针对性的解毒药，所以对控制病人症状效果不佳，正好听说有中医教授在附近，所以请中医来看看。
刘老诊断病人的情况后根据发热、呕吐、心下按之痞硬的症状，用了小柴胡汤合小陷胸汤，最终60多个病人全部获得热退，呕吐停止，神志清醒而痊愈的效果。
西医对此大为不解，而刘老也没办法和他们解释明白，以至于西医认为刘老念诵的“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按之心下痛者，小陷胸汤主之”的《伤寒论》条文是某种神秘的咒语。
当然，我们不能凭这个案例就认为中医可以治愈所有的中毒性疾病，但至少说明，就算是中毒，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选择中医未尝不是给患者一线生机，这一观念应该成为所有西医同道的共识，不管你对中医有何看法。
刘老根本不知道这批病人中的什么毒，开的小柴胡汤和陷胸汤更是张仲景两千年前的老方子，张仲景当然也不知道小柴胡汤针对此毒品有什么特效，那么为什么病人痊愈了呢？
首先从这一案例就可以看出，中医治愈病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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